今天是：
宋词中的家国情怀
发布时间：2018年02月07日 来 源：
婉约词派是宋词风格流派之一，清人王士祯《花草蒙拾》说：“张南湖论词派有二，一曰婉约，一曰豪放”。宋代尤其是南宋婉约词家继承花间余绪的同时，在内容和思想主题上均有所开拓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代表，他们用婉转柔美的方式吟唱出了自己的时代心声。
李清照（1084-1155年），号易安居士，山东省济南人，一代婉约词宗，有“千古第一才女”之称。1127年，金兵入侵，宋室南渡，国破家亡之痛，颠沛流离之苦，使得她后期的作品渗透了深沉的故国之思。如“子孙南渡今几年，飘流遂与流人伍。欲将血泪寄山河，去洒青州一抔土”。
绍兴二十年（1150年），流落临安的李清照逢元宵节感旧而作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，“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，人在何处。染柳烟浓。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。元宵佳节，融和天气，次第岂无风雨。来相召、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朋诗侣。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。如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怕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、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。”
在这首词中，李清照通过对中州盛日元宵佳节热闹景象和欢乐生活的回忆，与当前节日悲凉境遇和寂寞心情相对比，显示出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，流露出一种饱经忧患、今不如昔的感受以及对故国和故人的怀念之情，感情深沉真挚，语言朴素清新。南宋末年着名的爱国词人刘辰翁在《永遇乐》词序中云：“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《永遇乐》，为之涕下。今三年矣，每闻此词，辄不自堪，遂依其声，又托易安自喻，虽辞情不及，而悲苦过之。”可见，此词的影响之大，感人之深矣。
姜夔（1155-1221年）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世称姜白石，饶州鄱阳（今江西鄱阳）人，南宋词人、音乐家。姜夔幼年失去双亲，寄居在汉阳的姐姐家，成年后屡试不第，奔走四方，过着幕僚清客的生活。
宋孝宗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冬至日，时距金主完颜亮南犯已有十五年，姜夔因路过扬州，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，“夜雪初霁,荠麦弥望。入其城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，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”。抚今追昔，悲叹今日的荒凉，追忆昔日的繁华，发为吟咏，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破碎的哀思。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、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
姜夔终身布衣，不曾仕宦，因此，他只能将自己的一腔家国情怀，用比兴的手法融入词中，委婉蕴藉。张炎《词源》赞其词“不惟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”这首震今烁古的名篇一出，就被他的叔岳肖德藻（即千岩老人）称为有“黍离之悲”。
家破人亡之痛、颠沛流离之苦和黍离之悲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，李清照和姜夔的这种家国情怀，成为南宋婉约词的一种传统思想主题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扬了。
周密（1232-1298年），字公谨，号草窗，又号四水潜夫、弁阳老人、华不注山人，南宋词人、文学家。祖籍济南，流寓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，宋德佑间为义乌令，入元隐居不仕。
南宋灭亡后，周密的生活和词风都发生了变化，他继承了婉约词发展中典雅深婉一派的艺术传统，词的形式精谨、词意凄婉，蕴藉地表现了深厚缠绵的故国之思。“东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《周公谨弃阳诗序》云:“晚年展转荆棘霜露之间，感慨激发，抑郁悲壮，每一篇出，令人百忧生焉”。
“回首天涯归梦，几魂飞西浦，泪洒东州。故国山川，故园心眼，还似王粲登楼”；“露草霜花，愁正在、废宫芜苑”；“高台在否？登临休赋，忍见旧时明月”；“废苑尘梁，如今燕来否？翠云零落空堤冷，往事休回首”等等，这些词句都表露出了他的亡国悲痛和孤独无依的情感。
周密的词作在表达故国之思的同时，也曲折地表现了宋遗文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意识。南宋灭亡后，词人陈允平被荐至元大都，周密作《高阳台·送陈君衡被召》有云：“酒酣应对燕山雪，正冰河月冻，晓陇云飞。投老残年，江南谁念方回？东风渐绿西湖柳，雁已还，人未南归”。怀念被召友人，仍不忘勉慰他勿忘江南故国，勿事新朝，随雁南归。不久，老友陈允平果以疾辞，拒不入仕，随即南归了。
张炎（1248-1320年）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晚年号乐笑翁，为南宋中兴名将张俊之后。宋亡后漂泊于吴越之间，穷愁潦倒，郁郁而终。他的词前期现实性较强，有深厚的爱国思想，后期黍离之悲中，更多了抒写个人身世的不幸。
词人在《月下笛》序中说“孤游万竹山中，愁思黯然，因动黍离之感”。这“黍离之感”正是张炎爱国主义思想的特质。宋亡之后，张炎也曾有过激昂慷慨的情感：“壮志己荒圯上履，正音恐是沟中木”，但他虽抱为国复仇的志愿，可是又感到历史命运已无法改变，名篇《高阳台·西湖春感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“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、春已堪怜。更凄然，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当年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莫开帘。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”
这首词作于元军入临安之后，词中之春归具有象征意义,象征西湖繁胜随宋亡而去，江南兵火，故园毁灭，旧家燕子已经飞去，唐之长安胜地韦曲已经苔深，晋贤清游之斜川已经草暗，一切都荒凉了，春归也结束了词人青春的欢乐，国家不存，无心再续沉溺的笙歌之梦，唯留下遗民的无尽悲哀，全首词流露着词人深切的眷恋。这里黍离之感的故国之思与桑梓之悲的乡土之情，高度地融合了。清人陈廷焯认为此词“凄凉幽怨，郁之至，厚之至”。
家国情感从来就不是抽象的，对于词人来说，家国之爱往往是深深地扎根于个人遭际、乡土情思之中的，在华夏正音不复的特定历史背景下，它对激发南宋遗民的爱国主义情感，提振民族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，让后世景仰。（晏震宇）
李清照（1084-1155年），号易安居士，山东省济南人，一代婉约词宗，有“千古第一才女”之称。1127年，金兵入侵，宋室南渡，国破家亡之痛，颠沛流离之苦，使得她后期的作品渗透了深沉的故国之思。如“子孙南渡今几年，飘流遂与流人伍。欲将血泪寄山河，去洒青州一抔土”。
绍兴二十年（1150年），流落临安的李清照逢元宵节感旧而作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，“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，人在何处。染柳烟浓。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。元宵佳节，融和天气，次第岂无风雨。来相召、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朋诗侣。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。如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怕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、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。”
在这首词中，李清照通过对中州盛日元宵佳节热闹景象和欢乐生活的回忆，与当前节日悲凉境遇和寂寞心情相对比，显示出自己生活环境的变化，流露出一种饱经忧患、今不如昔的感受以及对故国和故人的怀念之情，感情深沉真挚，语言朴素清新。南宋末年着名的爱国词人刘辰翁在《永遇乐》词序中云：“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《永遇乐》，为之涕下。今三年矣，每闻此词，辄不自堪，遂依其声，又托易安自喻，虽辞情不及，而悲苦过之。”可见，此词的影响之大，感人之深矣。
姜夔（1155-1221年）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世称姜白石，饶州鄱阳（今江西鄱阳）人，南宋词人、音乐家。姜夔幼年失去双亲，寄居在汉阳的姐姐家，成年后屡试不第，奔走四方，过着幕僚清客的生活。
宋孝宗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冬至日，时距金主完颜亮南犯已有十五年，姜夔因路过扬州，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，“夜雪初霁,荠麦弥望。入其城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，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”。抚今追昔，悲叹今日的荒凉，追忆昔日的繁华，发为吟咏，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破碎的哀思。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、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
姜夔终身布衣，不曾仕宦，因此，他只能将自己的一腔家国情怀，用比兴的手法融入词中，委婉蕴藉。张炎《词源》赞其词“不惟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”这首震今烁古的名篇一出，就被他的叔岳肖德藻（即千岩老人）称为有“黍离之悲”。
家破人亡之痛、颠沛流离之苦和黍离之悲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，李清照和姜夔的这种家国情怀，成为南宋婉约词的一种传统思想主题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扬了。
周密（1232-1298年），字公谨，号草窗，又号四水潜夫、弁阳老人、华不注山人，南宋词人、文学家。祖籍济南，流寓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，宋德佑间为义乌令，入元隐居不仕。
南宋灭亡后，周密的生活和词风都发生了变化，他继承了婉约词发展中典雅深婉一派的艺术传统，词的形式精谨、词意凄婉，蕴藉地表现了深厚缠绵的故国之思。“东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《周公谨弃阳诗序》云:“晚年展转荆棘霜露之间，感慨激发，抑郁悲壮，每一篇出，令人百忧生焉”。
“回首天涯归梦，几魂飞西浦，泪洒东州。故国山川，故园心眼，还似王粲登楼”；“露草霜花，愁正在、废宫芜苑”；“高台在否？登临休赋，忍见旧时明月”；“废苑尘梁，如今燕来否？翠云零落空堤冷，往事休回首”等等，这些词句都表露出了他的亡国悲痛和孤独无依的情感。
周密的词作在表达故国之思的同时，也曲折地表现了宋遗文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意识。南宋灭亡后，词人陈允平被荐至元大都，周密作《高阳台·送陈君衡被召》有云：“酒酣应对燕山雪，正冰河月冻，晓陇云飞。投老残年，江南谁念方回？东风渐绿西湖柳，雁已还，人未南归”。怀念被召友人，仍不忘勉慰他勿忘江南故国，勿事新朝，随雁南归。不久，老友陈允平果以疾辞，拒不入仕，随即南归了。
张炎（1248-1320年）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晚年号乐笑翁，为南宋中兴名将张俊之后。宋亡后漂泊于吴越之间，穷愁潦倒，郁郁而终。他的词前期现实性较强，有深厚的爱国思想，后期黍离之悲中，更多了抒写个人身世的不幸。
词人在《月下笛》序中说“孤游万竹山中，愁思黯然，因动黍离之感”。这“黍离之感”正是张炎爱国主义思想的特质。宋亡之后，张炎也曾有过激昂慷慨的情感：“壮志己荒圯上履，正音恐是沟中木”，但他虽抱为国复仇的志愿，可是又感到历史命运已无法改变，名篇《高阳台·西湖春感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“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、春已堪怜。更凄然，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当年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莫开帘。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”
这首词作于元军入临安之后，词中之春归具有象征意义,象征西湖繁胜随宋亡而去，江南兵火，故园毁灭，旧家燕子已经飞去，唐之长安胜地韦曲已经苔深，晋贤清游之斜川已经草暗，一切都荒凉了，春归也结束了词人青春的欢乐，国家不存，无心再续沉溺的笙歌之梦，唯留下遗民的无尽悲哀，全首词流露着词人深切的眷恋。这里黍离之感的故国之思与桑梓之悲的乡土之情，高度地融合了。清人陈廷焯认为此词“凄凉幽怨，郁之至，厚之至”。
家国情感从来就不是抽象的，对于词人来说，家国之爱往往是深深地扎根于个人遭际、乡土情思之中的，在华夏正音不复的特定历史背景下，它对激发南宋遗民的爱国主义情感，提振民族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，让后世景仰。（晏震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