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是一个因素，制度也是一个因素，但归根结底还是“意识问题”。近日兰考县领导对于记者“为何没有福利院”的这番回答，态度坦诚也近乎反思。10天来，对这一事件的持续追问，引发人们不断递进的思考.

　　从争议“爱心妈妈”袁厉害的道德行为，到怒斥当地对孤儿救助的管理失职，从关注民间收养合法性的各种议题，到聚焦兰考6月修好县级福利院的政府承诺，这些变化让人痛心之余也由此深思：在社会转型期，如何更好地加强社会管理？

　　如何补足“管理短板”

　　早在2010年，就有摄影记者跟踪拍摄袁厉害和她的孩子们，一组叫《命若垃圾》的照片，触目惊心。然而，当地却长期“选择性失明”。少人问津的背后，是法律意识的淡薄；无所作为的动因，是群众观念的匮缺。

　　孤残儿童，人数相对不多，问题相对单纯。但这样一个“简单”问题，在一些社会管理者看来，也颇有难度。这折射出在社会管理上的能力不足。这样的能力短板，遭遇流动时代的挑战，更显突出。无论是贵州毕节取暖闷死垃圾箱的5个男孩，还是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关停困境，留守儿童、流浪儿童、农民工子弟……昭示我们在社会管理上的新问题。

　　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相对薄弱的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挑战。群众权利意识高涨，利益诉求高度分化，互联网“未知远远大于已知”，这些都要求我们补齐社会管理短板，更好地应对时代挑战。

　　如何增加“制度供给”

　　兰考大火，让人看到当地儿童福利状况：80万人口的兰考县，竟然没有一座福利院。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所描述，在有些地方，儿童福利制度还处于“三无状况”：无儿童福利法，无儿童福利行政指导体系，无基层的儿童福利设施。虽然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曾下发《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，从2011年起国家每月向孤儿发放生活补贴，基本的孤儿保障制度已经建立。但这一体系还不尽完善，缺少整体性的框架设计，也缺少制度间的衔接。

　　这样的缺失，让人深思。

　　制度是一种“公共产品”，供给必然要回应需求。火灾后，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令人惊心：我国现有孤儿61.5万人，被政府福利院收养的不足20%。数字背后，是急需完善儿童福利相关制度的热切渴望和强烈诉求。

　　没有制度规范，民间善行与牟利行为划不清界限，袁厉害就难免背上黑锅；没有法律要求，福利院也可建可不建，孤残儿童难免流落民间。制度建设更充分、制度设计更科学、制度执行更完备，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诉求，创新社会管理。

　　如何划清“合理边界”

　　记者调查显示，袁厉害的收养行为，在当地并非个案。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私人收养合法边界的讨论，也让人反思：在儿童保护与救助体系之间，一方面亟待民间力量播撒爱心，另一方面，个人、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，也有着政策门槛、法律风险和监管难题。

　　社会管理新格局，既需要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”，也需要“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”。然而，袁厉害的被质疑，说明公众和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，在很多时候会遭遇“玻璃门”、“天花板”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有政府接棒“免费午餐”、“微博打拐”的成功案例，也有云南镇雄学生食用营养餐后身体不适的教训。这些都启示我们，社会力量介入社会管理，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，作为主导的政府，必须为民间行为划定边界。

　　兰考事故后，民政部回应，要积极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，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。正如校车事故倒逼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，“免费午餐”催生营养午餐补贴……不断从中汲取制度改善、管理创新的营养，社会前行才能更稳健，“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”的愿景才能成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