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老家在鲫鱼湖畔的范家大垸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那是一个除了水田还是水田、除了贫穷还是贫穷的地方。那时，父亲工作在外，家里挣工分的劳力少，年年超支。大集体时候的超支户是很丢人现眼的，除了名字挂在墙上被全大队的人鄙视外，我们分到的口粮也很少，一家人一年到头总是半饥不饱的。

　　很清楚的记得七十年代初，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十来岁的我也许是因为太惦记着早晨要放牛，迷迷糊糊的在凌晨两点多钟就起床了，隐约看到低矮的厨房里有微弱的灯光，我知道母亲已早早的开始做饭了。没有睡意的我索性坐在灶门口帮母亲往灶里添柴火。锅里煮着米，在水开了之后，母亲用沙罐盛出满满的一罐，我知道这是等会放在灶里煨着，给下湖打草挖泥的哥哥准备的午饭，哥哥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，干的活最重，挣的工分也最多。被捞出了一罐米饭的锅里显得很稀薄了，只见母亲把半筲箕“萝卜菜”全倒了进去，不一会连米带菜用筲箕沥起来，这是我们姊妹们享用的“菜饭”。锅里此时只剩下一点点米汤了，母亲又从旁边端出一盆青菜，全部倒在锅里同那些米汤一起熬起来，这就是她一天的主食。昏暗的灯光映着母亲清瘦的面容，幼小的我暗自发誓：姆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要让您每餐都吃上白米饭。

　　儿时的梦，总是伴随着母亲“沙沙”纳鞋底的声音。那时我们家的房子六柱两间，除了一个堂屋，就是一个大房，房里呈“丁”字形放着两张大床，我们兄弟三人睡一张，母亲同两个妹妹睡另一张。不管是晚秋的深夜还是隆冬的早晨，当我一次次从梦中醒来，总能看见母亲在专注地纳着鞋底。只见她时而把针尖在头发上划一下，时而用针头挑挑灯芯；昏黄的煤油灯把母亲衬托成一尊雕像，那么执着，那么持久！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一年到头的鞋呀靴呀，都是她不分日夜的一针一线的纳出来的。

　　虽然家里穷，但母亲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舒舒服服的。夏天我们在屋外乘凉，一个个躺在竹床上，母亲就坐在我们身边，一把大蒲扇从我们的身上悠悠拂过，那阵阵的凉爽从头传到脚，为我们赶走了蚊子也赶走了闷热。冬天，我们睡觉前母亲就早早的用自制的火炉为我们焐热了被子，那时穿的并不太热乎，我们一钻进被窝，周身便被温暖包裹。成人后我不知道进了多少个空调房，可再也没有体味到母亲为我们带来的这份凉爽、这份暖和了。

　　母亲一年四季都要下地干活，她是个劳动的好手，插秧割谷，犁耙耖滚，样样在行。家里劳力少，为了能多抢工分多抢口粮，母亲总是抢重活累活干。每年插秧时节，是母亲最难熬的日子了。从五月一日插到八月一日，近一百天的日子里，天晴天雨，母亲都在泥里水里度过。可怜她一双手都被水泡烂了，惨白惨白的，里面鲜红鲜红的肌肉让人看了触目惊心。

　　母亲待人非常热情、和善，左邻右舍哪家有什么事都乐意找她帮忙，她从不借故推脱。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里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渐渐好起来。时常有外地乞讨要饭的打我们家门口经过，母亲只要遇到，总是端上板凳要别人坐下，饭呀菜呀管别人吃饱。临走还要给上一点米或一点钱什么的。那时我家的隔壁是一个队屋，里面住着五六个被村民们雇来放牛的爹爹婆婆。母亲待她们就像是自己的亲人，隔三差五的送菜、送油，把儿女们穿旧的衣服送给他们，还生怕分的不周全。那些老人们管母亲叫“活菩萨”。母亲也常常告诫我们：人要行善，要多做好事。

　　参加工作后，常有同事、朋友到家里来玩，她总是热情款待。母亲非常能干，烧的一手好菜。她不用上街买菜也能变戏法似的烧出七八个端得上桌的菜来，那些菜又好看又好吃。尤其是她用沙罐煨的菜，那更是一绝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她可以把萝卜煨出肉味来。

　　母亲一生心胸坦荡，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也许在她眼里满世界的人都是好人。从没进过学堂门的母亲常对我们说：穷不失志，富不癫狂，做人要本分。这怕是她老人家一生的座右铭吧。

　　我们三兄弟一个个成家后，母亲与三个儿媳相处的也十分融洽，她对孩子们有事说事，从不遮遮掩掩。母亲非常疼爱她的孙子孙女们，八六年十二月，我的小女儿媛媛出生了，生第二胎女孩，用世俗的眼光看，家人和外人都是有想法的，但母亲如获至宝，在十一个里孙外孙中，对她倍爱有加，媛媛上小学之前一直是她老人家带着。现在只要一提起远在外地工作的媛媛，她老人家总是泪眼婆娑。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们。

　　多少次了，每当我们碰到老家的大叔大婶时，他们总是拉着我们的手说：娃们，你姆妈还好吗？大集体的时候她比别人都苦得多、累得多，现在条件好了，你们一定要讲孝心哪！

　　是呀，我们一定要孝敬我那平凡的母亲！（文/肖泽洋）

　　注：肖泽洋，男，1962年7月生，杨林尾镇巩固村人（原籍，杨林尾镇老桩垸村），中共党员，中学高级教师。1990年毕业于湖北教育学院中文系，先后在仙桃市复兴镇人民政府、复兴镇教育组、杨林尾镇教育办公室工作。2005年10月任杨林尾镇第二中学校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