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5月，“四清运动”正在进行时，一场通过“天下大乱”达到“天下大治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爆发了，发生在杨林尾镇的“文革”事件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一

　　1966年5月1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（即5.16通知）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至此开始。5月至8月，全国红卫兵运动兴起；8月18日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浪潮开始涌入杨林尾。杨林尾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，由学校推荐、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推选出10名赴京代表，由校长裴厚山带队，学校隆重欢送，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检阅。农村各小学纷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。红卫兵头戴绿军帽、身着绿军装、腰间束武装带、左膀佩红袖章、手握红宝书（毛主席语录），红小兵斜肩挂着毛主席语录袋，白天、夜晚在集镇、农村游行，高呼口号，“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、“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”、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等，在学校、农村开展大字报、大批判、破四旧、抄家等；

　　9月，串联学生返校后，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，吸引了全体学生外出串联的热情。杨林尾中学全部停课，学生自由组队，到学校登记，指定负责人，学校发放串联证，投入到全国的大串联之中。红卫兵手执红旗，组队向北京、上海，庐山、延安、韶山等地串联。学生们凭学生证身无分文走遍“天下”，坐火车免费，乘汽车免费，到任何一所学校、机关吃喝住全部免费，只要你留下一个自己学校的校名和自己的名字即可。多是坐车到目的地，徒步走回。10月初，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紧急指示，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。在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口号下，造反浪潮全面扩展。全区迅速组成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，即“新派”和“红派”，集镇、农村中小学生纷纷站队，分成两派游行队伍，手拿毛主席袖珍语录，高呼口号，游走村庄与大街小巷，全民处于盲目的“革命运动”狂热之中。

　　12月，教师寒假集训，提出成立造反战斗队，出去串联是最好的集训意见。杨林尾中学成立了“新革联”造反司令部。学校在两三天内成立了十几个战斗队。各战斗队有名称、旗帜、袖章、公章等，其中报名有1个人的“金猴”战斗队。同时杨林尾区“新派”造反组织纷纷成立，有新革联、新学兵、新合联、新小教、七一战斗队、工人纠察队、新学兵敢死队、新哨兵、新工总、工农红卫军狼牙山五壮士等。学校各个战斗队联合起来，向区教育组要串联经费，后向区委要经费。遭到了区委副书记龚XX的拒绝并不准串联后，学生聚集区公所大院，高呼出史无前例的口号。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、“我们要革命，我们要造反”、“打到龚XX,龚XX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”等。后来由沔阳县教育局拨下经费后，全区一百多名教师，推举出5人领导小组，负责联络安排串联地点、车辆和食宿，前往武汉串联。腊月二十七日返回仙桃时，大雪纷飞。在仙桃至杨林尾只有一辆卡车客运的情况下，年纪大的和女教师乘车，其余的人徒步回到了杨林尾。只有两名学生前往北京串联，春节后才回。

　　1967年初，由文教战线的造反派提议，工交、财贸等战线响应，将已经回荆门的“四清运动”工作团团长、提拔外调的区委书记等揪回来和杨林尾区的党、政领导人作为“走资派”、“牛鬼蛇神”打倒批斗，区委书记何东才、天合公社党委书记刘运堂等被造反群众戴上高帽子、挂黑牌、架飞机游行示众。造反派驻进党、政机关，以破四旧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为突破口，掀起“文革”浪潮。“革命小将和群众”居无定所，凭着感觉“破四旧”，随时自发上街游行，敲锣打鼓，呼喊口号，走村入户，凡是生活用品，诸如杯盘碗盏、摆饰器物、桌椅床柜、床上用品等等，只要上面雕绘有龙凤花鸟、古装人像等旧式图案的，都在破除之列，胡摔乱砸。使杨林尾区党政机构瘫痪、学校停课、工厂停工。

二

　　1966年12月，按照沔阳县“红色劳动者”总部宣言精神，杨林尾区由企事业单位的合同工、临时工组成了“红色劳动者”造反司令部，要求单位废除合同工、临时工制度，将其转正、提级、加薪，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度；司令部派人到杨林尾区公所要求成立分部，把“四清运动”中解雇的合同工、临时工接回单位抓革命、促生产，遭到拒绝后，开始了杨林尾地区实质性的造反运动。1967年1月，沔阳县工农红卫军总部成员、县委农工部长到杨林尾串联，以县、区老干部身份，召集了烈士后代、军属后代、复转军人等组成的杨林尾地区工农红卫军队伍，经过策划，派周某（手工业联社工人、转业军人）通知区委书记何东才等7人参加谈判，逼着区委一班人表态：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是否支持？用什么行动拥护这场革命运动？如何支持工农红卫军代表发动群众运动？要求进驻区委大院，安排办公室；容许逐级成立革命组织；封存档案室；封存枪支弹药。而后宣布了区委书记何东才是“走资派”的代表头目，不再主持工作，闭门检查。以取得军权为突破口，给区武装部长周方影窝藏黑材料的罪名，由任区委秘书的造反派代言人宣布开除其党籍，令其交出手枪；同时要各公社武装部长交出民兵武装。并在各公社、大队形成以烈士家属子女、解放战争时的军人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复退军人、武汉下放知识青年等为基本对象的工农红卫军组织。

　　造反派的行为，也遭到了工人群众的抵制。他们说，老子就是不信你们那一套。什么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老子们只知道工人要做工，农民要种地，学生要读书，造反派闹事不做事，造反、造反，造得出粮食来吗？一次，区委书记何东才被揪到友好大队去批斗，被群众抢走匿藏。并说，带头劳动，能挑翘把冲担的干部谁要斗他，老子们就用冲担捣死他。3月，中央军委发布“十条命令”，地方政府实行“军管”后，此事未能继续进行。

　　全区实行“军管”，由区武装部长主持全区工作。学校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工厂恢复生产。但杨林尾中学的红卫兵司令部仍然站在运动的前列。1967年7月20日，震惊全国的武汉“七.二0”事件掀起了揪“军内一小撮”的运动，全区民兵指战员上至区武装部长、下至小队民兵排长受到诬陷与迫害。8月，沔阳县造反派到杨林尾，亲自指挥队员对塘林公社古杨大队民兵连长胡贤木进行批斗、捆绑吊打、灌水、喂蚊子等，致使其精神失常。

　　8月13日上午9时，沔阳县“新红革”一行10多人头戴柳条帽、荷枪实弹乘汽车到杨林尾，在杨林尾邮政局门前停靠后，将机枪对准杨林路街道，以防冲击。首先和“新红革”驻杨林尾联络站取得了联系，然后直闯区公所，包围了区人武部部长周方影的住所。兵分两路，一路由“新红革”队长到区大礼堂“新革联”司令部，召集有10多人参加的各派头头会议，布置任务；一路由“新红革”副队长坐镇人武部用枪逼着周方影通知5个公社武装部长交出所有民兵枪支弹药。“新红革”队长道：“昨天，我们把县人武部的枪全部接管了，武装了造反派，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。当前，下面的枪还在民兵手里，民兵大部分都是‘老保’（保皇派），枪支掌握在他们手里不可靠，我们要把这部分枪支夺回来，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抢夺民兵手中的枪支，是各造反派头头梦寐以求的想法，一个个都表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，要人有人，要物有物。并达成协议，约法三条：①“新革联”抽一部分停产人员，等候在大礼堂，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，配合“新红革”的收枪行动；②“新革联”派4名学生到区公所，听候“新红革”指挥，并负责“新红革”和“新革联”的联络工作；③枪支收来后，先放到大礼堂楼上，楼下由“新革联”守卫，楼上由”新红革”守卫。由于联合公社没有电话，通知不到，为尽快将枪支弄到手，”新革联”司令部派杨林尾中学2名学生做向导，11时左右带”新红革”5人向联合公社出发，勒令联合公社武装部长王西林交枪。

　　红卫兵造反派在巩固大队验枪到下午4时许，其中一人验枪走火，武装部长王西林坐在桌子对面，肚脐下部中弹倒在血泊中，在前往杨林尾卫生院的抢救途中去逝。巩固大队农民迅速抓住枪手，送到了大队部。消息传开后，“严惩杀人凶手”、“为王西林同志报仇”的呼声响彻了杨林尾。此时”新红革”队长逼着武装部长周方影说：“打死王西林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要想办法避免冲突，以免出现更大的流血事件，你要对我们革命小将的人生安全负责，不然对你没什么好处。”同时区委秘书召集靠边站的区委成员会议，讲到“新红革革命小将来收枪，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，现在出现问题，有人想从中闹事，掀起武斗，迫害革命小将。目前是考验每一个人的关键时刻，今天区委大小干部全部出动，采取一切有效措施，制止武斗，千方百计保住革命小将的人身安全。”并将区委一路分配到巩固大队保护被扣押的”新红革”成员，一路到王西林的家乡（杨林尾镇段家湾村）做家人的思想工作。同时”新学兵”司令派遣杨林尾中学2名学生赶到巩固大队打探情况，准备营救新红革小将。下午6时，新革联召开各战斗队长紧急会议，决定：①各战斗队写声明，声援新红革的收枪行为，统一内容为“收枪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；红卫兵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，打死王西林是误枪走火；坚决同新红革的革命小将团结战斗在一起，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；防止阶级敌人从中捣鬼，严防‘老保’乘机翻案；”②保护枪支弹药和新红革成员的安全，对杨林尾实行全面戒严；新合联、新工总把守杨林尾外围，断绝群众进入杨林尾集镇的来路；新学兵、新小教、“七·一”战斗队把守区公所，保卫枪支和造反派头领；③迅速到各个单位召开职工大会，制止保守派闹事。于是代表供销合作社的“新合联”、代表工交战线的“工人纠察队”迅速将声明交给了“新革联”司令部；晚上七点多钟，“沔联总”委员带领“新学兵”队员把守礼堂大门，“新革联”司令部开通广播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各战斗队送来的声援书，直至深夜由沔阳县公安局将塘林公社武装部长王西林的尸体处理，并将制造“八·一三”案件的造反派带走。

三

　　1967年8月19日，按照沔阳县造反组织的安排，杨林尾区四级（区、公社、大队、小队）干部千人大会在杨林尾大礼堂召开，布置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要误农时，开展与农村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的阶级斗争；工厂、商店、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。县造反派发言人进行宣传，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党内、二年军内、三年煞尾；今年是第二年，就是搞军内的时候了。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有三种可能，第一是用笔杆子解决问题、第二是用笔杆子加枪杆子解决问题、第三是跟毛主席上井冈山打游击；现在笔杆子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了，应该走笔杆子加枪杆子的武装造反道路。目前正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，我们还要准备穿草鞋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；杨林尾区打死了王西林，有人别有用心要把其追认烈士，那我们革命小将不成了反革命吗？

　　8月23日会议结束后，征得沔阳县新红革总部的同意，杨林尾造反派“新革联”司令部接管了收回的全部枪支弹药，组成了一支地地道道的武装队伍。自编武装番号统一由电报“新”字号码组成。有新学兵24503部队、新学兵敢死队24501部队、工人纠察队24505部队、新哨兵24507部队、新合联24509部队、工农红卫军狼牙山五壮士245011部队等，各部队安排有队长、参谋长等职务；由学生组成的新学兵敢死队当时就荷枪实弹驻进了区公所，夺了人武部的权；成立了一个包括调查组、宣传组、办报组、漫画组在内的舆论班子，大造打倒舒端仁（区委副书记）、周方影（区武装部长）的舆论；工人纠察队20多人荷枪实弹闯入杨树峰公社，武装游斗公社武装部长陈长联，大队民兵连长、小队民兵排长全被揪斗；9月8日，在杨林尾由造反派首领主持召开工农红卫军平反树旗万人大会，会上鸣枪示威，斗争了姜作强、舒端仁、周方影、梁义勇、李友才等区、公社干部，并全副武装押着这些人戴高帽、挂黑牌游街游乡；9月，新合联人员荷枪实弹，闯入联合公社官垱大队，用枪口对着共产党员、政法队长江百顺，勒令交出“四清运动”没收的地富反坏右的物质。全区造反派斗争干部、群众达382人、遭到毒打的63人。其中轻伤11人、重伤2人。

　　农村“新派”在秋收后兴起。10月，三合大队（杨王岭村）回乡青年学生成立了由农民组成的“新派”组织，在树旗大会上，被工农红卫军成员将战旗折了，认为一个大队不能另行成立造反派组织，否则是破坏了抓革命、促生产。“新派”成员据理力争，认为应该容许不同观点的人成立组织以促进革命大联合，两派为了各自的观点由争执怒目相对、互相指责到反目成仇，进而相互推搡，舞拳挥棒。傍晚时分，一场农村派性武斗即将发生。参加大会的新学兵学生将消息很快传到“新革联”司令部，“工交”造反派首领迅速下令调集杨林尾机站拖拉机装载战斗人员前往增援。司令部指示：支援是显示我们组织的力量，如果对方软下来，“新派”概不追究，如果对方用武斗来解决，我们即刻自卫。天刚黑时，集镇上人声鼎沸，口哨声急，“三合武斗”的消息使杨林尾集镇人群骚动，人们纷纷向距集镇东1公里的地方聚集。当战斗队到达三合大队时，已有近三百人在此围观，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、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”口号响彻村庄上空；本地父老乡亲纷纷指责两派队员，动之以情劝解盲从者，为此举大动干戈，两败俱伤，各自家人将参与者劝回，一场一触即发的武斗终于避免。新革联司令清点人员回到杨林尾，组织人员举行了游行示威。

四

　　1967年10月下旬，工农红卫军队员、武汉下放知识青年陈某在大礼堂开完会后，踏坏了新革联在大礼堂总部的高音喇叭，新革联以讨还高音喇叭、严惩知识青年一伙坏家伙为由，当晚在工交会议室集合，队员备有刀子、铁条、木棒等凶器，与工农红卫军队员发生武斗后，将水运社的门窗玻璃砸碎，组织近百人冲进区公所，包围了工农红卫军司令部，拆毁了工农红卫军的电话机，埋下了两派进一步武斗的种子。第二天工农红卫军召开派头头会议，一个个摩拳擦掌道：仗总是要打的，他们要打，我们就大打。工农红卫军司令跳上会议桌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他们要和我们搞，我们就搞定了。我们要踏平新革联，血染杨林尾。我拿冲锋枪带头冲，我死了，你们接着继续冲”。布置做好了发动武斗的准备；新革联则组织有新学兵、新合联、新合棉队伍，一路由学生堵住工农红卫军向大礼堂前行的队伍，在东荆路杨林尾第一中学对面“工交办公室”聚集几百人进行两派辩论，男女学生高呼口号，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!”、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！”，并将工农红卫军代表团团包围在“工交办公室”内，新合联、《新合棉》分别等候在供销合作社和棉花采购站，一经发生有人冲击总部，即刻向大礼堂方向包围。同时派人到电话控制室，保障新革联电话畅通；在经过新、红两派头头辩论谈判后，事态方才平息。

　　11月，新革联掀起文攻武卫保卫战，在大礼堂设立武斗据点，由新工总负责守卫，在大礼堂二楼右门架机枪一挺，门前划了三条警戒线，将大礼堂广场正东的理发社大门旁设为第一道防线，腰门为第二道防线，屋后是第三道防线。规定过第一道线劝阻、第二道线警告、第三道线开枪射击，造成十分紧张局势。11月3日，理发社职工朱炎林想去看一看，刚走出后面（正对大礼堂前门60米），遭到开枪射击，两发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，空旷的礼堂广场被全面控制。新、红两派武斗，致使全区工厂停工、学校停课、商店关门、社员停产，子弹横飞、路断人稀。

　　工农红卫军成为少数武汉下放知识青年的保护伞，由少数打手把持大礼堂观看演出的大门，居民和附近老百姓每次观看样板戏时，都要从他们的胯下进入戏院，人们在愤怒的同时，矛头直指工农红卫军司令部。1967年12月，据悉工农红卫军要召开知识青年代表会议，兴隆、盘滩两地社员近百人到粮所卖黄豆后，手持扁担和绳索齐聚区公所和紧邻的榨油厂，寻找知青头头刘某，刘某迅速躲进油厂宿舍。当被“探子”打探到后，群众将卷缩在床上的刘某抓个正着，当即将其捆绑起来，扁担队伍齐上，将其打倒。刘瘫痪在地求饶，其他为非作歹的知青见势不妙纷纷逃到武汉。老百姓痛打了流氓阿飞后，又到工农红卫军司令部会场将司令周某拉出来打得鼻青脸肿，门牙掉落，后一声吆喝纷纷离开。集镇大街小巷奔走的人流川流不息，这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，市民拍手称快。

五

　　1968年4月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，为地方权力机构；8月杨林尾区革命委员会成立，取消军管。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，即党政合为一体，人员采取“三结合”方式，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“革命干部”、群众组织代表、和“工宣队”人员（即工农兵代表），新革联司令，新合联、工人纠察队头头都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，新、红两派的对立基本停止，统一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5月，全区开展“三反一粉碎（反右倾、反复辟、反倒退、粉碎右倾翻案风）运动”，社会上和学校里大揪大斗区里的“走资派”和“老保”。杨林尾中学“揪代会”学生配合县里揪军内代表“原文英”的运动，刷出了“原文英是右倾翻案的总后台”的大幅标语，开始了新一轮的群众运动。

　　1968年6月19日，杨林尾一行20多人参加了全县揪军会议，其中一人当上了“沔联总”委员。按照“沔联总”的部署，成立了以“杨联指”为核心的“揪原大军”，地方主要是揪台上的、幕后的、党内的，新一轮“揪派”与“保派”的博弈开始了。7月中旬，仙桃学生到杨林尾进行拥军宣传，受到“保派”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，宣传演讲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，使“揪派”感到十分尴尬。于是在7月15日请来仙桃学生赵某在棉花采购站策划，明确现在的“揪、保”斗争就是“新、红”两派斗争的继续，建议“杨联指”保证运动进行，既要有文的攻击，又要有武的保卫，并迅速成立了杨林尾“文攻”“武卫”两套班子。随之《揪‘原’等于揪军吗？》、《论钢拳头》、《论程咬金的三斧头》等文章纷纷出笼。同时，原工农红卫军成员在彭场参加了沔阳县召开的“揪派”会议，制订了“五个统一”，为造反派进城武斗做好思想准备。7月29日，仙桃学生赵某到杨林尾召集“揪派”人员会议，宣布了进城武斗的行动命令，当夜突然袭击，拿下“保派”的全部据点。杨林尾的任务是攻下县人民医院，行动暗号是车站广播中高呼3声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。工农红卫军派头头、杨林尾区革委会一副主任在劝说中丢下全社防虫会议，参加工农红卫军司令部所有派头头会，挑选了进城武斗人员，新革联司令部也将进城人员确定，由原“新、红”两派安排的“杨林尾农民进城武斗”的战斗队集结完毕。8月3日，杨林尾公社进城武斗队长、军事总指挥（马口村人）带领的20多人前往仙桃镇，参加了开枪开炮、制造仙桃“八.三”打炮的事件，枪杀县人武部的李学英的行动。

　　1968年10月29日，在全县“农村政治工作会议”上，一批造反派头领被逮捕和批斗，杨林尾各造反派头头纷纷外逃和隐藏。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杨林尾的派性造反运动基本结束。

六

　　党的九大以后，“斗、批、改”运动在全区展开。有大批判、清理阶级队伍、整党、精简机构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、开展教育革命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下放居民、下放干部，走“五?七”道路等内容，开始实现“天下大治”。1970年4月，落实中央“一?三一”、“二?五”指示，因为1968年“三结合”进入到革委会的工农兵代表（其中有工交战线造反派司令、杨林尾中学红卫兵司令），参加地、县开办的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学习，从此退出革委会。1971年1月，开展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（即打击“五一六”和“北决扬”；反贪污、反盗窃、反投机倒把）,对全区造反组织全面清理，一批造反派定成“五一六”和“北、决、扬”分子受到审查，被清理的对象达100余人，其中有少数人被劳动改造、管制、撤销职务和下放农村。由于打击面过宽，也有一些人被错误地进行了处理。在大批判、大清理的同时，全区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。同年杨林尾中学经过恢复整顿后，开始招收第一届高中学生。1971年8月，恢复了中共杨林尾区委会。各项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，全区的农业、工业恢复到正常秩序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局限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和对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的管制与斗争中进行。

　　1971年9月13日，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架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国后，全区干部、学生开始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，学校开始注重教育质量工作。从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到1971年开始采取推荐形式，招收工农兵大学生，各公社每年都有1～2名大学生指标到大专院校学习。1972年，沔阳县委对照“柳集公社”干部集体淫乱现象开始干部自查与检查。杨林尾区杨峰公社武装部长倍感压力，在群力（杨林尾村）一队菜园队树上上吊畏罪自杀。同时全区中学、小学大抓智育，重视文化课的学习。冬季，杨林尾中学教师集训，重新翻开“文革”旧账，对造反派头头李XX实行隔离审查，使其倍感前途渺茫，难以过关，趁看守人不注意，投井而亡。

　　1973年下半年，由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发端，“四人帮”在全国掀起了教育“反回潮”的运动。学校里大批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和所谓“极右”思潮，大批1972年的所谓“教育回潮”、“智育第一”、“三脱离”、“关门教学”等等，把前两年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进行批评。1974年春，杨林尾中、小学大搞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各校利用大字报的形式，批判“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、“否定教育革命”、“大搞智育第一”和“关门办学，走‘白专道路’，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”罪行的高潮，组织学生学习北京小学生黄帅的“反潮流”的革命精神，鼓吹“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”；大批“师道尊严”，使教师根本不敢管教学生，年级还试行取消班主任做法，学校正常教学程序被打乱。1975年各中、小学校开展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。学校停课搞运动，师生写大字报，向学校领导声讨，以大会、小会、大字报开展批判领导“右倾思想”、“智育第一的思想”等等。杨林尾中学学生抛开书本，自编农机、农技、水利、电工、文艺教材，组成5一10人小组，到农村生产队、泵站、农科所开门办学，到鲫鱼湖围湖造田种水稻，板砖烧窑建校舍、猪圈、学生礼堂等，到农村进行访贫问苦、文艺演出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；杨林尾中学一教师子女临时安排在学校教学被视为“资产阶级特权”被学生要求勒令退回。

　　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，周恩来总理逝世，1976年９月９日，毛泽东主席逝世，“四人帮”加快了夺权步伐,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，为叛乱作准备。１０月４日，《光明日报》登载“四人帮”的文章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》，伪造“按既定方针办”的毛主席临终嘱咐，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以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，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，逮捕了“王、张、江、姚”四人帮，从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灾难。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使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。

　　实践证明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杨林尾镇也未能幸免。（文/陈剑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