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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: admin
2021.8.16
语文课本里选的古代文章，都是历史上的名家名篇，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文章的作者都是被贬之人，唐宋八家的韩愈、柳宗元 欧阳修、苏轼，还有官居高位的范仲淹刘禹锡，都没有逃过被贬谪的的命运。古代做官的文人为什么仕途总是不顺，为什么总是是被贬到荒凉之地或者在官场不断受到排挤呢？
在古代，直言进谏是可以获得好名声的，受这种风气的影响，当官的文人也总是敢于正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在宋朝，开国皇帝赵匡胤还提出“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”。正是这样的“祖宗家法”，彻底确立了北宋的统治基调——重文，也让官员们不断向皇帝谏言，对不当的言论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，这也导致他们仕途不顺。还有重视文官，让一些有才学的人的文章广为流传，文章是思想的载体，思想放在脑袋不外泄还好点，写出来的话就成物证了，这就成为想要打击自己的反对派的有力武器，就有可能演变成罪证。
在朝廷为官从政，不可能事事都依从于皇帝，或者是对一些官员的政见有不同的看法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多是反对的意见，这种反对的观点看法常常会招致对方的不悦，即使当时不说，大多数也会留在心里，等着一定的时机可以反击或者是报复，表达自己的不满，这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官员很可能就会在某个时候被别人指抓住把柄，最后落得贬谪的命运。比如最有名的苏轼，当时王安石的改革风生水起，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，但是这种改革有很多不利的地方，从朝廷到地方都有反对之声，苏轼敢于提出意见，自然会让王安石认为是改革的阻力，想尽办法把苏轼从朝廷清除出去。宋神宗以少有的帝王勇气推动变法，他是下了很大决心、克服了很多阻力的，故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毫不手软。因苏东坡多次在上书中数说变法的不当之处，一些观风的御史便故意“找茬”，在苏东坡的诗文中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，说他诗文中有攻击新法之语，以“讪谤朝廷”的罪名弹劾他，苏东坡于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，坐牢百余天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被贬官的例子。正因为是在这种做官或者是政治的环境之中，贬官就成为了很正常的事情。
一个人贬官一般是不会明说的。只是把官员赶出权力中心，让他们到地方上做官，朝廷肯定说让你去地方历练几年，有时还会明升暗降（有的地方官品级也很高）。是不是被贬官，当事人心里最清楚。由于政局是多变的，这时被贬的官员就会默默忍受，等待政局的变化。一旦政局出现变化，马上官复原职甚至获得升迁也未可知。古代读书人都是孔子的学生，儒家思想教育官员，要以天下为己任，为君王分忧。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，儒家知识分子是很抗压的，即使遭遇多次打压，很多儒家知识分子依然乐观看待世界，为君王为国家着想。不管在哪里做官，都能按照儒家思想，在地方上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比如被贬谪的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》中写到：“浩荡离愁白日斜，吟鞭东指即天涯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身处贬谪之途，远离京城，还想着在天涯海角也要为君王效力，报效自己的国家，即使是身无一物，也要全身心的奉献。这就是古代官员的文化思想。
复杂的社环境和层出不穷种种矛盾，人们的意见很难保持一致，总会有个人的角度立场和看法，有些人就希望改革，改变现在的弊端，改善现有的制度，这既是实现自己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，又能够提升自己的地位。但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比如王安石的改革，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，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，仍旧是轰轰烈烈，不过最终也难逃失败的下场，最后自己离世的时候，司马光任职，废除新法，大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，王安石落得个无人问津的下场。王安石如果是告老还乡，“永贞革新”则是劫难难逃。仅仅是半年的时间，“二王八司马”不是处死就是被贬，而且这个贬谪几乎是永无翻身之时，柳宗元从少年得志，青年意气风发到后来的被贬抑郁而终，可以说是改革的牺牲者。
由此在官场也好，做一番大事业也好，总是难逃周围人的左右。自己的观点得不到别人的认同，或者是别人的观点自己不能认同，这就是危局的开始，该如何将意见统一并且还能做成事情，不知道在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贤人存在。
“贬官文学”为我国所特有，从司马迁《史记》到屈原《离骚》，再到后来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等皆是。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，苏东坡《前赤壁赋》，都是作者创作于贬官途中，且都成为了千古名篇。人在得意时，总难免热心于顺境下的文朋相聚，热衷于功名爵禄和仕途进取，热则热闹，但于心不静。而当厄运来临，远谪蛮荒，去去千里烟波，误解与排挤齐至，构陷共驱逐叠加，当所有的烟花都已散去，给世界留下的，便只有一个孤独的背影。柳宗元在《咏雪》中写到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 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这种时候，头脑是最清醒的，内心是最澄明的，很多人生际遇因此释然，对生命和宇宙便有了更深刻的领悟，于是，寄情于景、借景抒情，一篇篇千古美文就这样喷薄而出。而这样的美文经历时间和岁月的沉淀后，自然进入了经典的行列，如夜空中的星星，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